新葡萄京棋牌官网将强化碳排放约制周边资讯

全球能源危机给人类敲响了警钟,可持续发展成为全世界共同的话题。发达国家曾提出一个观点:节能是紧随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之后的世界第五大能源。但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董事长王小康看来,对于当今中国,节能应是“第一能源”。据王小康介绍,节能同时包含“少用能”和“用好能”两重含义,前者是指能源节约,后者是指提高单位能源的经济产出。它具有“最快捷、最便宜、最干净”三大特性。数据显示,“十一五”以来,我国历年节能量与新增能源消费量的比值由2006年的0.33增至2013年的1.05,累计节能量与新增能源消费量基本相当,远高于新增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同时,节能的投资成本一般情况下要低于新建可再生能源项目。“这说明节能工作对控制我国能源消费快速增长居功至伟。”王小康表示,“随着资源、环境约束的日益加剧,我们应树立节能是‘第一能源’的理念,将节能作为我国能源消费革命的主阵地。”但王小康指出,目前国内对“节能”的重要性尚认识不足,一些基础工作尚待完善。“国内仍有很多企业节能意识薄弱,主动开展节能减排工作的积极性不强。很多企业往往只注重生产和销售,忽略了能源计量和能源统计等制度建设;政府监管也难以到位。一些城市尚未全面建立科学统一的节能统计指标体系、监测体系和考核体系;执法主体、监察队伍难以落实,法规政策的实施没有监督保障。”对此,王小康建议,一方面,要加强建立政府对节能减排、降碳工作的统筹管理,打破部门间信息壁垒,形成合力;另一方面,建立健全企业的能源和碳排放管理体系,完善能源和碳排放的统计制度。如可通过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技术摸清城市和企业的能源和碳排放家底,准确定位高耗能行业、高排放、重污染企业,形成城市“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王小康还强调了“市场手段”的重要性。他建议国家继续大力推进节能产业的发展;积极推行碳排放权、节能量和排污权交易制度,形成“总量控制”下的节能减排硬约束。此外,王小康认为,“将能源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供应侧,仍然延续集中发电、远距离传输的传统思路,这对实现能源革命、改变人类社会形态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充分考虑能源需求侧的新技术、新商业形态,把需求侧的新技术、新商业形态与新能源结合,最终才能产生撼动人类发展全局的革命性效果。比如,把‘互联网+’这一思维应用到能源领域,促使能源供应由B2C模式向C2C模式转换,这将对能源消费革命产生重要影响。”

从2011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至今,我国已有北京、天津等7个城市成为碳排放交易试点,自2013年6月以来,全国7个碳交易试点已累计成交数量1260万吨,累计成交金额近5亿元。在日前发改委举办的低碳研讨会上,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副司长孙翠华透露,未来将强化碳排放的约制,目前发改委正抓紧制定出台专门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和配套办法,预计2016年试运行。

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十二五”期间节能减排的工作重点为同步控制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与二氧化碳排放,两个指标的下降幅度分别控制为16%和17%,碳耗降幅比能耗降幅高出一个百分点。那么,此次节能减排新政的用意何在?能耗与碳耗两个指标的区别又在哪儿呢?为何要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耗的下降幅度设得比能耗更高呢?以及同步设定这两个约束指标的意义又何在?

我国已成为第二大碳交易体系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水平按照已有的统计口径,学名为“单位万元产值能耗”,也就是生产1万元的产品所耗费的各种能源投入总量,这个指标已经在过去的5年里在全国范围内执行,根据政府工作报告披露的信息,“十一五”期间全国完成的能耗下降幅度为19.1%。与此相对应,在国民经济核算的统计指标体系中,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则是一个新指标,其实质是核算生产过程的“碳耗”水平。按照现有的解释,这个指标应该与我国之前公布的碳强度指标含义基本一致,也就是生产单位产值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根据公开的文件,在这个指标上,我们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与2005年相比下降40-45%。故而,这两个指标都有一定的渊源,并非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才出现的新名词。

数据显示,2006至2013年我国累计关停小火电机组9482万千瓦,淘汰落后的炼铁产能1.65亿吨,炼钢产能1.17亿吨,水泥8.57亿吨。2013年煤炭占一次能源的比重为65.9%,比2005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天然气的消费量从2005年的4万亿立方米增加到1300亿立方米,增长了3倍多。

从字面上理解,两个指标间的主要区别体现在不同的衡量对象上,分别是能源和二氧化碳,能源消耗的降幅是否就等同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降幅呢?众所周知,作为主要的能源品种,化石能源的利用是二氧化碳排放的最重要来源,但化石能源利用却并不是二氧化碳排放的全部来源。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组织(IPCC)2007年的研究报告显示,化石能源利用过程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到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70-80%左右,而只占到全部温室气体排放的56.6%。

2005—2013年,我国的风电从1200万千瓦增加到7700万千瓦,增长了6倍。太阳能发电装机从10万千瓦增加到1800万千瓦,增长了180倍。常规水电装机从1.16亿千瓦增加到2.6亿千瓦。2013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已经达到了9.8%,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全球的24%
,新增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容量占全球的37%。

因而,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上述两个指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主要差异在于,

从2011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等七省市开展碳交易试点工作到现在,全国7个碳交易试点均已上线交易,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的配额总量将达到约12亿吨,控排企业约纳入2000余家,成为继欧盟之后的第二大碳交易体系。

一,单位能耗不仅包括化石能源的消耗,也包括了可再生能源的消耗,随着我国可再生能源利用规模的扩大,单位能耗中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也将不断提高,这部分能耗基本上是不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在此影响下,从能源部门来看,能耗水平的下降将加速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下降速度;

未来将通过立法赋予企业排放配额

二,单位能耗中的化石类能源利用会带来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但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同样也会带来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比如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生物体的自然排放等,这些大概占到温室气体总量的20%左右。这意味着,二氧化碳的排放源远比能耗的统计来源更大,即使要实现二氧化碳排放与能耗水平的同比例下降,也需要其他相关的部门做出努力;

碳排放权交易,作为减排温室气体,促进节能减排的市场手段,为我国节能减排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机制和手段。

三,二氧化碳是导致气候变化的最重要温室气体,除此之外,还有5种国际公认的温室气体,他们中的大部分与能源利用没有关系,但也构成了对全球气候的威胁(影响幅度为20%左右),二氧化碳排放指标应该是涵盖了这6种温室气体后的统计指标,就此而言,能耗水平的下降对于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就显得更小了。

孙翠华表示,碳排放权交易必须通过立法赋予排放配额才有一定的价值,强化碳排放的约制。目前发改委正抓紧制定出台专门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和配套办法。出台专门的碳排放权交易感觉办法和配套细则,通过立法建立起具有约束力的排放控制制度,推动企业参与,让碳交易各个环节都做到有法可依,确保市场可持续发展,初步计划在2016年试运行。

可以用公式来描述两个指标间的区别:

他介绍,通过抵消机制,现阶段可以参与试点省市的碳排放配额交易将来可以参与全国的配额的交易,在欢迎碳排放权市场建立方面,国家发改委已经组织专家研究了碳排放总量和分配方案,制定了全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办法,建立全国注册登记系统。

碳耗=a*(能源总消费-可再生能源消费量)*碳排放系数+b*其他排放部门的碳耗(a,b是各自的权重系数)

“今年我们将陆续出台更多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核算与报告指南,这已经出了十个行业企业的核算方法,初步考虑,如果我们能够满足需求的话,我们要出台二十多个行业的核算方法。”
孙翠华说。

总而言之,能源利用只是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众多因素之一,而二氧化碳排放则涵盖了所有的排放源,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角度来看,能耗指标是一个过程性的指标,
二氧化碳排放指标则是一个终端性的指标。

以上的这些区别体现到指标水平的量化上,决定了我们不能对两者一视同仁。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设定的“十二五”期间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幅度为17%,该目标稍高于能耗降低幅度的16%。从表面上来看,在相同的GDP增幅下,中央政府对碳耗的重视程度略高于能耗,但由于能源种类的增加,以及能源利用的涵盖范围小于二氧化碳排放所涵盖的范围,因而相对而言,16%的节能目标,其力度却反而是远远高于17%的节碳目标。比如,根据上述公式,要使碳耗水平下降17%,化石能源消费量的下降幅度应为a*17%,按照能源消费对于碳耗的贡献权重60-80%来计算,化石能耗的下降幅度应该为10%-13%,再加上可再生能源增长的因素,可以推测16%的总能耗下降幅度显然是高于17%碳耗降幅对于能源消费的总体要求。

在笔者看来,如此设计两个指标的量化水平所透露出来的背后意图是“十二五”期间全国节能减排的工作重点将逐步从“节能”为主过渡到“节能和减排并重”,中央将继续对能源供应和传统工业企业施加较大节能压力,并通过出台碳耗指标来推动其他部门的减排工作,但同时中央政府却也无意在短期内过度施压二氧化碳的减排,避免就此给国民经济的转型带来过大的压力。

从历史延续的角度来看,“十一五”期间我们采用了单位能耗的单一指标来推动节能减排工作,取得较好的成效,但其中的重点显然是在“节能”上,“十二五”期间,中央政府则是采取双轨并行的方法来推动节能减排,既延续之前的单位能耗指标,又出台了新的单位碳耗指标(单位二氧化碳排放),这可以称之为“单位能碳耗”的约束指标。这意味着在未来5年里,我国节能减排的工作重点将逐步从“节能”为主过渡到“节能和减排并重”,然后在条件成熟时,于“十三五”期间再过渡到降低碳耗的“减排”为主。

在上述指标框架的约束下,一方面将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国民经济的能源资源使用效率,节能能源资源的利用;另一方面则是将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程度,并限制那些高二氧化碳排放的生产和消费行为。可以预见,此次节能减排新政中对碳耗指标的引入将极大地刺激与节碳相关的技术和产品发展,从而加速推动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进程。